张步瑶赵春光翻译赵双平校对
摘要
通过分析血流速度，颅脑超声可用于评估脑解剖学、病理学以及脑循环。经颅彩色超声检查是一种安全、可重复、无创的床旁技术，在许多临床情况下的神经重症患者治疗中具有很大潜力，包括创伤性脑损伤、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脑积水和脑循环监测。此外，不同的科室可运用该技术，包括重症监护室和急诊室。颅脑超声的应用日益广泛，反映出人们对于非侵入性的脑和系统评估的兴趣日益增加。本文旨在概述颅脑超声检查的基本和高级原则，并回顾在重症患者监测和治疗中的技术以及临床应用。
关键词：颅脑超声经颅多普勒视神经鞘直径神经超声
简介
几十年来，超声成像在重症监护和围术期的使用大大增加。颅脑超声是一种非侵入性、成本较低的神经监测方法，可以在床旁使用，用于评估脑实质和脑血流（CBF），通常来说是安全的。另外它可以在神经系统疾病的早期发现和监测方面提供至关重要的信息，并且可以在床旁评估重症患者脑血流动力学。
它可以应用于各种环境，包括神经重症监护室和综合重症监护室、手术室和急诊室。然而目前在重症监护下不常规做颅脑超声。本综述旨在简要地概述颅脑超声的基本物理原理和解剖原理及其在临床上可能的应用。
相关技术
基本上，目前有两种颅脑超声技术可用：B型经颅彩色超声（TCCD）和经颅多普勒超声（TCD）。约40年前，TCD被引入临床实践，根据频谱显示和标准条件“盲”探识别脑动脉（包括动脉深度、动脉血流方向和波形分析）。它可以评估和连续监测CBF速度，因此是一种用于多模式脑监测、评估基本和高级参数的优秀技术。TCD可以用来评估脑自动调节、临界闭合压、脑顺应性等高级参数，也可以用来评估脑血管反应性。
TCCD进一步改进了上述技术，结合了彩色多普勒血管成像和二维脉冲多普勒超声成像，实现直接可视化，可更好地识别脑动脉。因此TCCD是一个更新颖、技术更先进的工具，它可用于高精度地实时观测大脑，评估大脑的血流动力学。虽然它可以直接观察脑实质和脑血管，但不能长时间地连续监测CBF。
TCCD通常使用2-2.5MHz的探头，可实现主要脑部结构和血管的可视化。在超声成像中，可以通过颞窗（图1）识别中脑，然后可以看到Willis环的单根动脉。每个动脉通过其与探头、其它可视动脉相关的深度、血流方向来识别。TCCD可以提供声波探测的动脉的血流速度（收缩压、舒张压和平均值）的基本信息，以及搏动指数（PI）。
该综述主要侧重于TCCD的临床应用范围。图1、2和电子补充材料（ESM1a-e）介绍了进行完整的以TCCD为基础的颅脑检查的基本条件（包括正常的解剖学结构和声窗，以及脑动脉的正常血流速度模式），以及图像的获取技术和对图像的解读。TCCD的基本参数和高级参数详见于ESM2。
临床应用
表1总结了颅脑超声所有的临床应用。下面我们分析在神经重症监护室、综合重症监护室（ICU）、急诊室和院前医疗环境中最常见的一些情况。
神经重症监护中的颅脑超声
在神经重症监护中的临床应用主要如下。一般而言，虽然我们建议在临床实践中实施这项技术，但是我们也不建议（用它）取代有创神经监测技术（如有创ICP监测）或替代诊断工具，如计算机断层扫描（CT）或磁共振成像（MRI）。
颅内血肿
TCCD可以识别和区分颅内血肿和缺血性卒中，血肿超声成像是高回声而缺血性病变超声成像是低回声。在一组例因急性神经功能障碍住院治疗的患者中，与CT相比，TCCD被证明能够正确监测颅内出血或缺血性卒中的存在（图3）。12％的患者声窗较差（n=18）。其余例患者中有例颅脑超声检查与CT检查结果一致（出血性卒中，缺血性卒中或两者均无），敏感性为94％，特异性为95％。TCCD还可以可靠地估计超急性期颅内出血患者的血肿体积和进展情况（即在症状出现后3小时内进行TCCD）。在52名符合TCCD评估条件的患者队列中，6名患者的颞窗较差，而在8名患者中TCCD无法检测到颅内出血（由于CT测出的尺寸较小或位于脑干/小脑）。在入院后3小时内和入院后6小时内接受TCCD的34例患者中，该技术与CT血肿体积定量（r=0.85；p=0.）和早期血肿扩大监测有良好的相关性（r=0.78;；p=0.03）。我们建议每天测量脑血肿的体积，以便早期发现颅内出血扩大。
脑积水
脑脊液（CSF）超声成像是无回声的，而脑室周围的室管膜细胞是高回声的。第三脑室和侧脑室超声显示为无回声CSF周围的高回声双轨征。测量第三脑室宽度（r=0.83-0.95）、侧脑室右额角（r=0.86）、左额角（r=0.92）和中间部分（r=0.73）时，TCCD和CT存在极好的相关性。对出血后脑积水患者进行脑室外引流钳夹试验，TCCD评估侧脑室大小改变超过5mm，与重新开放引流的需求相关（敏感性%，特异性83%）。TCCD测量脑室宽度，对某些患者和经验丰富的操作者来说，是CT扫描的有效替代方案。最后，TCCD可以显示脑室外引流尖端位置，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接受颅骨切开减压术的患者。TCCD可用于床旁评估第三脑室的直径和室外引流位置，并可早期监测脑积水的进展和脑室外引流量。
大脑中线移位
脑中线移位（MLS）是一种危及生命的情形，需要紧急诊断和治疗。年，Seidel等人描述了一种简单的确诊缺血性卒中患者MLS的方法：涉及测量双侧露骨与第三脑室的距离。MLS可以计算为两边的差值除以2（图3，ESM3）。超声MLS与CT结果的相关性很好，而且是急性卒中患者预后的早期预测因子。在神经重症监护患者中使用CT和超声评估MLS具有良好的一致性（Pearson相关系数0.65；p0.）。大多数超声评估MLS的研究都是关于恶性卒中和幕上脑内出血的。在大多数创伤性脑损伤（TBI）患者的混合人群中，超声测量MLS和CT扫描测量第三脑室水平（接收器操作曲线下面积AUC为0.5-cmCT移位：0.85，95%置信区间CI：0.73-0.94%）和透明隔水平（AUC为0.5-cmCT移位：0.86，95%CI：0.74-0.94%）具有良好的相关性。MLS床旁评估可用于监测早期颅脑并发症以及进一步影像学检查或神经外科干预的需要。然而，这些结果表明，使用超声评估的MLS不应被视为“绝对的”数字，而应被看作一种变化趋势。
视神经鞘直径
CSF在视神经鞘内从前向后循环。由于其特殊的小梁结构，视神经鞘前（或眼球后）部分比后部分更易扩张。如果不能阻碍脑脊液流动，上升的CSF压力可沿视神经鞘传播。由于视神经鞘这种“死胡同”解剖结构，当ICP升高时，CSF会在眼球后部聚集（图4，ESM5）。ICP和眶周神经蛛网膜下腔扩张的密切联系已经被几项研究通过超声证实。通过颅内探头检测到的ICP改变，视神经鞘直径也跟着快速地（在几秒内）发生改变。通过7项为了评估成人超声ONSD测量的诊断准确性的研究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我们发现4.80-6.30mm范围的阈值对颅内高压（阈值20mmHg或25cmH2O）评估有强大的预测能力（AUC为0.94）。合并诊断比值比，阳性和阴性相似比分别为67.5（95％CI：29-），5.35（95％CI：3.76-7.53）和0.（95％CI：0.-0.）。尽管如此，ONSD检测颅内压时可能存在的下限宽度仍存在争议，多数研究报告的理想下限宽度为5.0-6.0mm。
此外，（我们）已经证明将ONSD与其它超声模式（例如静脉多普勒评估直窦）联合使用，比ONSD单独测量颅内高压提供更好的预后准确性。在Robba等人的一项研究中，ONSD和直窦在心脏收缩期血流速度的联合，与单独使用ONSD相比，显示出AUC值在统计学上显著改善（分别为0.93和0.91，p=0.01）。
以超声为基础的方法尽管有一些限制（ESM16），且不应该替代侵入性方法，但是能够帮助内科医生评估颅内高压，监测治疗效果，管理TBI后的ICP。（通过流体效应，评估脑血管阻力和TCCD波形得到二氧化碳最佳值，调整血管加压素剂量获得适宜的大脑灌注压CCP等）。
以TCCD或TCD为基础的非侵入性颅内压评估方法
颅内压ICP评估和管理在许多神经疾病中十分重要。当前可实施的ICP监测方法需要侵入性操作，本身具有风险，如出血、血肿和感染。
脑血流速度波形分析是一项被广泛研究的非侵入性ICP（nICP）评估技术。TCCD/TCD引导的nICP评估方法以ICP和CBF速度相关指数的关系为基础。由于大脑顺应性血管血流速度和压力之间的生理关系，ICP升高将影响TCD测得的CBF速度，血流速度波形发生改变，如舒张期血流速度下降，出现高阻波以及脉动指数PI升高。这些CBF紊乱的“标志物”们已经被应用于描述大脑血流动力学的各种方法，也被应用于nICP监测。nICP评估方法可分为三类（更多信息见于ESM4）：
1.TCCD/TCD引导的PI法：PI是收缩期最大血流速度和舒张期最低血流速度差值与平均血流速度的比值。这个指数用来预测ICP存在争议，因为PI的变化不只是依赖于ICP改变，也与大脑灌注压CPP、动脉血管弹性及动脉搏动、局部CO2浓度变化有关；
2.非侵入性评估CPP（nCPP）法和后续ICP估算，使用公式ICP=MAP-nCPP;
3.CBF速度和动脉血压数学的模型法（仅适用于TCD，见于ESM2、4）。
Schmidt等人使用公式，
描述了nCPP评估与侵入性CPP测量之间良好的相关性（R=0.61；p=0.），95%置信区间范围≦±12mmHg，CPP的95%置信区间（70mmHg，95mmHg）。
非侵入性方法不应该替代进行侵入性ICP评估的侵入性工具的使用。然而，当侵入性ICP监测无法实施或禁忌使用时（严重凝血障碍患者，如肝性脑病），可靠的备选nICP评估法在患者监测、病情进展评估和疗效评估中也许有用。
血管痉挛
尽管血管痉挛（VSP）和迟发性脑缺血是不一样的病理改变，以TCD/TCCD为基础的方法可以在血流速度提高的基础上提示血管狭窄（i.e.VSP），正如第一次被Aaslid、Huber和Nornes在前部循环中描述的那样，也可以作为VSP和迟发型大脑缺血进展的预测因子用于评估大脑自动调节功能。事实上，CBF速度升高和血管造影中动脉直径减小之间的明确的相关性已经明确。TCCD可以帮助更直观的显示血管，与直接使用TCD测试相比，在探测VSP时，TCCDCBF速度测量的敏感性更高。在探测VSP方面，TCCD的敏感性比TCD更高的原因有四个。第一，彩色多普勒超声可以使感兴趣的血管可视化。第二，在传统“盲探”TCD中，对多普勒血流信号的误读，是一个常见错误。第三，TCCD提供的成像显示可以提高完成率（双边大脑中动脉MCA、大脑前动脉ACA、大脑后动脉）。第四，CBF速度测量取决于超声波和血流方向之间的角度（图3，ESM6）。通过超声探测VSP（通常定义为动脉狭窄25%）来测试TCD/TCCD的性能。在高质量TCD/TCCD研究（n=18）的一项荟萃分析中，MCA（66.7%,55.9–75.9）和基底动脉（62.1%,33.3–84.3）的总敏感性比ACA的（32.7%,10.9–65.7）高。这三个动脉的总特异性非常相似：MCA89.5%(80.3–94.7),基底动脉84.5%(71.1–92.3),ACA89.6%(48.2–98.7)。研究发现每个动脉均有很好的异质性，广泛的CIsTCCD研究在测MCA时表现出了比TCD更少的异质性，获得更好的总评价，但结果无统计学意义。显而易见，这里只包括三项使用TCCD的研究，而且不包括任何一对一比较。检测VSP时，TCD/TCCD的特异性比敏感性更佳。广泛的敏感性可能有很多原因，包括超声方面（血管识别错误、峰值速度丢失、操作者不同）和技术方面（无法看到峰值速度、无法纠正失调的角度）。对于有VSP风险的患者，我们建议早期每日实施TCD/TCCD，对有神经并发症风险以及有进一步成像/治疗需求的患者实施床旁监测。
脑死亡
患者的临床检查是决定神经死亡标准（DNC）的主要依据。然而，临床检查可以被几个因素影响准确性，包括代谢紊乱、眼伤或瞳孔麻痹、重度镇静、以及中、内耳损伤。本文中，辅助成像技术能够显示出CBF的缺失，已经被推荐为临床评估的补充部分。更加先进的技术，如血管造影和放射性核素研究，是目前诊断大脑循环障碍和脑死亡状态的标准选择。然而对于不能轻易出ICU的不稳定患者来说，这些技术或许不是最实用的技术。相反，与这些技术相比，使用TCD/TCCD的颅脑超声可能构成了一项更简便、更快捷、更有效的技术，可以与DNC兼容地来显示颅内血流模式。
严重脑损伤引起ICP明显上升，随后引起CPP下降；这些颅内血流动力学改变与大脑动脉波形频谱的特征性、进展性改变相关（图3，ESM7a，b）。一项最近的研究使用TCD诊断DNC的精确性的荟萃分析发现，总敏感性和总特异性估算分别为0.90(95%CI,0.87–0.92)、0.98(95%CI,0.96–0.99)。这些结果表明TCD在可疑DNC时是一项精确性高的辅助检查，可以评估大脑循环障碍。
卒中
在卒中症状出现后的极早期，颅脑超声被频繁用于诊断动脉狭窄。急性卒中患者，TCCD与传统成像技术如CT和MRI（见于ESM8）一起主要用于诊断，特别是：
1.监测溶栓治疗后的动脉再通和并发症（主要为出血）。在此急性期，超声成像将有助于确定再通成功和评估并发症，如出血发展为缺血损害。
2.评估恶性MCA梗塞中大脑移位的进展。颅脑超声可以通过评估血压升高导致的脑血流升高，进而评估脑灌注情况。在急性脑卒中早期，脑血管自主调节功能经常受到损害，这导致治疗指南宽容对待超急性期的高血压。然而，伴有脑血管自主调节功能损害的卒中患者更倾向于进展为低灌注或高灌注，两者都可以导致脑水肿和ICP升高。而且，脑梗塞也可能并发缺血区的出血性梗阻，这在后期可能引起颅内高压。
3.诊断大血管闭塞或狭窄，评估侧枝循环。
TCCD是CT血管造影和MRI血管成像的补充，可以在床旁重复使用。
其它适应证
TCD/TCCD在神经重症监护室的其它情况中也有应用，如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和血栓形成。
颅脑超声在综合ICU
尽管对重症患者来说，大多数颅脑超声适应证源于神经重症患者，TCCD在内科ICU患者中有其它潜在的应用，这些患者存在原发性脑损伤（例如，伴有严重呼吸衰竭的患者）或与原发性损伤相关的继发性脑损伤（例如出现急性肝衰竭或心脏骤停后综合征）的高风险。这些适应证的相关文献仍然有限，本节涉及的研究更应该被看作提出假设的文献，而不是标准治疗的建议（图5）。
急性肝衰竭
急性肝衰竭（ALF），是由严重急性肝损伤引起的一种威胁生命的多系统重症疾病，与脑病和凝血障碍有关。尽管发病率和预后改善明显，在ALF昏迷患者中仍有约50%可监测到颅内高压，且约20-25%死亡。由于对ALF昏迷患者实施侵入性颅内压监测存在巨大风险，非侵入性技术包括颅脑超声监测的CBF和ICP，也许是有用的选择。在ALF时，脑血流动力学（充血和大脑自动调节损害）改变和代谢改变引发了脑病、水肿、ICP升高的进展。80%的ALF患者发现有充血，这可能导致了ICP增高。ALF患者也常存在大脑自动调节缺失。有趣的是它可以在肝功能改善后迅速恢复，无论是自发地，还是肝移植后的。研究还表明，大多数ALF患者中度过度通气可以恢复脑自动调节，尽管人们担忧某些区域有灌注不足的风险，特别是对于伴有颅内高压的患者，以及在没有充分监测脑代谢时进行过度换气的情形。由于同时通过许多未知的影响因素（例如，平均动脉压MAP，CO2，血管弹性和体积，颅内体积和温度）在ICP中发挥的作用，在ALF时使用nICP评估存在挑战。例如，PI反映了远端血管阻力大小和血管壁弹性，它受心率、收缩压、PaO2和PaCO2水平的影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中，对ALF患者进行有创ICP监测，PI不能完全识别ICP20mmHg（AUC0.55；95％CI0.34-0.75；p=0.70）。相反，在同一项研究中，另一种常用的TCD衍生参数CPPe/ICPtcd（即根据TCD流速评估大脑灌注压CPPe估算ICP），这证明了IICP和ICPtcd的良好的相关性（0.66；95%CI：0.31–0.85），以及良好地监测并区分并发IICP20mmHg的情况（AUC0.90；95%CI0.72–0.98；p0.00）。重要的是，TCDCPPe在排除ICP升高方面非常出色（当ICPtcd≦18.55mmHg时，有创ICP20mmHg的阴性预测值为%），可以考虑将其作为筛查工具使用。同样，肝功能衰竭患者的ONSD增加可能与高死亡率相关（8/10；80%）。然而，最大的已经发表的（n=23）研究对ALF患者将侵入性ICP监测与ONSD监测相关联，没有发现足以鉴别ICP20mmHg的技术（AUC0.59；95％CI：0.37-0.79；p=0.54）。总体而言，在颅内高压风险高的患者队列中，TCCD和ONSD是非侵入监测ICP的有效工具，而侵入性方法没有这种表现（AUC0.59；95％CI：0.37-0.79；p=0.54）。
心脏骤停后综合征
由心脏骤停引起的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病理生理学十分复杂且仅部分被了解。预测心脏骤停预后具有挑战性，且没有一项检查的假阳性率为0%。在ESM9-10中详细描述了TCCD作为心脏骤停和复苏后综合征的全身超声检查的一部分的作用。
四项研究（名患者）调查了心脏骤停后超声测量的ONSD与预后（存活率或神经系统的预后）之间的关系（ESM11。表2a），预后不良/未存活患者与预后良好/存活患者相比，他们都出现了明显较大的ONSD。然而阈值区间很大（5.11至6.7mm），预后表现仅为中等，因此无法保证此参数可作为准确的预后预测工具使用。
最近，Cardim等人测量了心脏骤停后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患者群体的ICP，侵入性和非侵入性方法、ONSD和基于TCD的方法都被使用了。这项研究表明无论是使用ONSD（r=0.53,p0.0）还是使用TCD（r=0.30,p0.01），ICP和nICP之间都存在线性关系。在此人群中ONSD和TCD预测颅内高压的能力（ICP20mmHg）都很可靠。
TCD是心脏骤停患者的一个选择，因为通过床旁监测脑血流动力学状态，它可用于早期识别脑水肿风险较高的患者，也可用于优化患者血流动力学/代谢。
心脏骤停时使用TCCD已被证明可行。但是由于图像采集存在挑战，它不能在心脏骤停情况下轻易实施，除非在认为脑灌注不足高风险的情况下（例如，心脏和主动脉手术），且不应该在此期常规使用。
心脏骤停后的TCCD已应用于多项研究（ESM11。表2b），这些研究已经证实了心脏骤停后脑血流动力学存在显著改变。虽然TCCD似乎不是一种可以确认神经认知的工具，但它仍可能在血液动力学和通气优化方面发挥作用，即确保足够的脑灌注和血流。通过测量ICP和CBF，TCD参数也可用于评估目标温度管理后复温的安全性。最后，弥漫性、严重的TCCD低灌注迹象（例如舒张期反向血流或无血流信号模式）似乎对不良神经学预后具有高度特异性，而区域非对称性血流可预测心脏骤停后卒中的发生。
严重呼吸衰竭
严重呼吸衰竭在急性脑损伤患者中并不罕见，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幸存者经常出现认知功能障碍，70-％的患者在住院时出现，出院后5年内的发病率为20%。常用的通气（例如，高呼气末正压、肺复张、允许性高碳酸血症的肺保护性通气）和非通气策略（例如，俯卧位、体外膜肺氧合）可能会影响脑灌注和脑氧运输。因此，使用旨在床旁监测CBF的超声技术，以及对严重呼吸衰竭患者的治疗干预的效果，对人们是有吸引力的。肺和神经保护性通气策略不仅可以考虑用于急性脑损伤的患者，还可以考虑用于那些没有原发性脑损伤证据的患者。然而在这种背景下仍然缺乏证据，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来检验我们的假设。
脓*症
神经功能障碍是脓*症的常见并发症；70％的菌血症患者表现出脓*性相关性脑病的症状。我们对其病理生理学知之甚少，细胞因子诱导的血脑屏障损伤、微血管损伤和脑自动调节受损是一些最常见的危险因素。
颅脑超声检查可以通过识别脑自动调节功能寻找最佳MAP值，以及非侵入性地提供关于脑灌注和脑血管阻力的信息，来帮助优化这些患者血流动力学管理。脓*性休克患者的脑自动调节能力通常受损，低CPP与脑损伤生物标志物蛋白S-β水平升高有显著相关性。此外，异常PI值和脑水肿的存在与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相关，并且可能与谵妄的发展相关。TCCD可用作多模式神经监测的一部分，以评估脑血管阻力，以及适用于该组患者的最佳CPP。
急诊科和院前医学中颅脑超声检查
超声技术的床旁可用性和动态性这两个特征，使它们作为脑生理学实时信息的来源，在急诊室和/或院前场景中具有吸引力。
全身超声中的颅脑超声检查在多发伤的应用
自从在院前诊室和急诊室引入了创伤超声检查（FAST）流程的重点评估，以及将其规范进一步发展为多器官流程以来，床旁超声（PoCUS）已经成为广泛使用和传授的方法，用于快速评估急性创伤患者。PoCUS涉及多部位检查，包括心胸、腹部、血管和骨骼扫描（图6），旨在监测危及生命的病变并立即提供血流动力学损伤的病理生理学评估。由于明显的技术限制，院前环境和急诊部门都缺乏ICP的信息。筛查颅内高压征象的TCCD可能会弥补这个差距。
在一项前瞻性多中心研究中，在急诊科使用TCD能够预测轻度至中度TBI后的神经功能恶化，且有很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尽管仍然缺乏颅脑超声在院前可行和益处的证据，但在创伤时多器官PoCUS方法的作用是值得注意的，即确定神经外科监护需求并允许早期实施神经功能保护策略。初始数据表明，在救护车或直升机进行高质量的ONSD测量是可行的，这些测量用于评估TBI时ICP升高的风险。在TBI患者中，TCCD评估的MLS显示的平均差异为0.12±1.08mm（95％CI，0.15-0.41mm，p=0.36），线性相关系数为0.88（p0.0），与CT扫描图像相比，一致性为+2.33~-2.07mm，无明显偏倚和限制。TCD也许还可以通过监测低MCA舒张期流速和高PI值来早期监测低的CBF。在可行性研究中，Tazarourte等人在严重TBI患者中进行院前MCATCD，旨在通过早期目标导向方法改善脑灌注（如果PI1.4且MAP80mmHg则输注去甲肾上腺素；如果PI1.4且MAP80mmHg，则给予甘露醇）。虽然这项小型前瞻性研究（9例PI1.4）无法得出统计学上的显著结论，但在大多数治疗患者中测得了正常化的TCD血流。最后，最近发表的一项针对38名ICU患者的多中心前瞻性试验研究表明，TCD可用作排除严重TBI中ICP升高的早期工具。在这项研究中，Rasulo等人通过比较TCD评估的ICP与有创ICP监测，发现TCD可以高灵敏度监测ICP20mmHg的情况。根据这些结果，TCCD不仅可用于数字化评估ICP，也可以安全地排除颅内高压患者。
在所有上述设置中，有必要对颅脑超声检查和研究的临床实践进行标准化。目前缺乏关于基于超声的患者管理的临床研究数据，以及标准化的培训和认证过程。一组神经重症监护专家目前正致力于达成共识，旨在提供建议，为颅脑超声检查最低要求的标准化以及不同水平的技能要求铺平道路。此外，目前正在研发若干教学计划和课程。
在ESM12-15中描述了其他特殊的考虑因素，包括在儿科和怀孕期间的应用。在ESM16中描述了颅脑超声检查的可能缺陷和伪影，以及其安全限制。
结论
颅脑超声检查是一种非侵入性、低成本、通常安全且易于实施的技术，可以在床旁诊断和监测脑损伤患者。大脑解剖学和TCCD衍生参数评估可提供关于几种脑血管疾病的发作和进展的重要床旁信息，并帮助其临床管理。颅脑超声检查正在不断发展之中；尽管它仍需要进一步的临床开发，但是仍缺乏研究、培训以及教学计划，现在正在努力解决这些差距。
尽管存在一些局限，但是颅脑超声检查在许多临床环境中对重症患者的脑血流动力学评估具有很大的潜力。
长按识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