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讲述的第位真人的故事
年的一天，一个在妈妈肚子里待了7个多月的男婴，在医院出生。因为早产不到3斤重，医院特护室待了22天。
然后，在10个月又被确诊为“脑瘫”，但这晴天霹雳的消息并没有把爸妈打垮。从此，一家人开始了为期18年的求医康复之路。
在爸妈的陪伴下，小男孩从走路摇摇晃晃、坐着扭曲到不扶东西走一段，再到收到小学录取通知书。最终在高中阶段又抓住了出国留学的机会。从此，人生开始逆转。
这个顽强的生命就是我。
（年在非洲加纳拍摄全家福，感恩爸妈不离不弃）
我是李子康，出生时残疾，后来独自辗转三国求学成硕士，如今在英国创业。
我出生在虎门农村，还有个小我九岁的妹妹。爸妈做鞋类贸易，后来举家搬迁至广州，现如今他们在非洲做海鲜外贸，妹妹在读高中。
我们家人的足迹跨度这么大，源自选择了坚强。
为了给我治病，爸爸努力赚钱，妈妈背起我四处去寻医问药。跑东莞、佛山、广州、北京，你能想象到的打针、吃药、针灸、按摩、理疗和手术，我都做过；你想象不到的吃蟑螂、挷脚扎、穿A字架，我也做过。
直到走上康复训练治疗，举家搬迁至广州，过着艰苦的租房生活。当时康复训练每月花费多元，这对普通家庭来说，压力巨大。
（上广州诊断前在车边留影大概一岁多）
租房是离爸爸工作地方很近的旧商铺。那时，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床垫，直到五岁从北京做完手术回来，因为不能睡硬板床，才有了床垫。
万般皆苦，但爸妈从没放弃过我。
为了康复治疗，不管刮风下雨，妈妈每天六点钟从家里抱着站立不稳、体重接近40斤的我坐一小时十分钟的公交车，从出租屋到康复中心。
到达后第一件事就是，妈妈弯腰扶着我的双膝从一楼爬上20层楼，再从20层楼爬下至7楼。正好八点钟康复中心开馆。
那里有专门的医生，有各种不同的器材：梯形架、矫形架、滚筒等，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人。
所有的项目都必须在家属的陪同下完成，如爸妈不来，就请保姆或阿姨协助。我妈全程陪着我，直到六点半闭馆。
（年到北京做手术前在北京天安门）
我们属于国内康复治疗最早的一批。当时，除了看着康复治疗师怎么做，还看其他家长怎么做，不停地学着做，就是希望有奇迹发生。
但非常累，除了中午一个小时吃饭休息时间外，一刻不能停，但再累也要继续。爸妈都在旁边盯着，一旦怠慢，家长就会很着急，甚至出手打，但越重越爱。
当时有个小伙伴给我取名叫“铜皮铁骨”，就像孙悟空一样，皮糙肉厚，打得再多也不哭不喊不叫，默默地承受着，大家都非常理解。
大家都会累，都想偷懒。但所有家长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想未来过得更好，就必须坚持做康复治疗。“铜皮铁骨”成了相互激励的口号。
而且治疗的过程非常漫长，大家都没接触过这个病例，都以为能很快见到效果。但一直坚持却一直见不到效果，就令人非常着急。
（年赴加拿大留学前在母校留影）
爸妈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一直坚信这个念头，但始终不见效果。妈妈很着急、焦虑，后来确诊为抑郁症。
妈妈虽焦虑、抑郁，但对我的照顾始终无微不至。为了之后幼小衔接顺利，因在康复训练中心不能上幼儿园，妈妈教我念字帖、训练写字帖和背乘法口诀等简单的知识。
在康复治疗路上，我虽很苦很累，但爸妈的辛苦付出都历历在目，无数个瞬间都令我感动。
因每天8点钟之前要赶到康复中心，早上在家来不及做早饭，妈妈就会跑到公交车站旁的小吃便当店，买一个咸蛋*肉粽，然后我们母子俩分着吃。
当时乘坐的公交车有两种，一种是一块钱没空调的，另一种是两块钱有空调的。为了省钱，我们都坐一块钱没空调的，有时没有人让座，妈妈就一直抱着我，从我家一直抱到康复中心楼下。
（我穿上了爱尔兰都柏林大学校服）
做康复治疗，使我们的家境陷入拮据，但爸妈仍给我营造温馨和睦的环境。白天爸妈都很累，但晚上回到家，都是谁先到家谁做饭。
每天我在家也要用最原始的方式做康复治疗。如果表现好了，爸爸会奖励我一个小M，等凑够了一定数目，就可以去吃一顿麦当劳。
在爸妈潜移默化地鼓励和感化下，我也在想，为什么这么努力还不见效果？然后，我就加倍努力。
所有的努力都要经历熬人的瓶颈期。刚做康复的时候，我走路都不稳，摇摇晃晃会摔跤，坐也不能坐，很扭曲。坐的时间长了，腰和屁股会非常疼。
但到了六七岁，治疗效果渐渐显现了。我可以坐着，能够扶着墙壁走动，偶尔还可以不扶着东西走一段。
（国立都柏林大学的商学院，是爱尔兰唯一一个三冠王大学，是最好的商学院之一）
当爸妈看到这一幕，非常惊喜，就像所有的新生儿母亲一样，看到自己的孩子会走路了，他们会大叫、会笑，也会哭。
我也万分激动！我还收到了广州的小学录取通知书。我终于可以跟普通人的生活接轨了，终于可以正常地去交朋友，终于拥有自己的朋友了。
当我的生活状态慢慢趋向平和后，妈妈的抑郁症也有所好转。后来爸妈考虑，全家的希望寄托在我一个人身上，怕我压力太大，也为了我以后有个相互照应的人。
在我小学三年级时，妹妹出生了，妈妈的病才彻底好转。
8岁，我终于如愿入小学，入学后康复目标改为保持现状。为防止肌肉萎缩，康复时间由原来的一整天改为早、晚各一小时。
（年，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市*府探访）
在小学毕业之前，我从没觉得自己与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偶尔看别人在公园里跑，同学去升旗仪式，去跑操，我就在教室里待着。只时各玩各的，一切都很正常。
那时，我有随班就读*策，如有需要可以随时请假。但我该上的课都上，该写的作业都写，一直都是全勤，只是室外活动不能参加，其他都没什么区别。
同学和老师特别关心和照顾我。中午去吃饭，大家都到食堂去吃，老师会安排同学帮我打饭；我有些科目跟不上，老师会在课间、中午，甚至一边拿着饭盒一边帮我补课。
我也非常感激老师和同学们。我虽然学习成绩不出众，但绝对不会惹祸，与同学之间团结友爱、互帮互助。
特别是上体育课时，我非常受青睐。其他同学需要我帮保管书包之类的东西，我都会尽心尽力去做。
（年加拿大阿冈昆赏枫）
过六一儿童节时，我还会买一些零食与同学们分享。
课外，我还会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其他活动，如参加作文比赛，诗词朗诵。
年，我被评为广州海珠区十佳少年，初中，我获得*治课论文二等奖，我就是希望自己能为母校争光。
在小学阶段，同学们都没有进入青春期，学习压力也不大，大家一起相处很融洽。但进入初中之后，同学之间开始出现一些不友好的事情。
小升初，我因不是广州户口，进入初中需要参加入学考试。
我竟然考进了学校的重点班，但与班里的尖子生相比，我的成绩比较差，拖累了整个班级的平均分。同学们对我的歧视更严重了，我一度成了同学们笑料的来源。
（我们一家人在英国白金汉大学合影）
我当时的语文，字写得丑，数理化不行，只有英语可以。为了保证自己有个强项，我在校外报名了英语补习班，4年的外语培训学习为我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
此时，我的康复治疗，已经从去康复中心改为上门服务，每天的训练或按摩时间也缩短到一个小时。随着自己和周围环境的变化，我感到了焦虑，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初二，一个好朋友建议我出国，我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因为周边从没见过残疾人出国。爸妈也不同意，他们担心我会不适应。
但当我查了很多资料，做了大量的调查后发现，这并非不可能，反而给了我相当大的鼓励。
我看到脑瘫天才入读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有残疾的博士等。
残疾人留学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稀奇古怪，只是，很多人把他们的经历当作励志故事来看，却没有为他们做一个像普通人出国一样的程序。
（我在学校）
到此，我想出国的心更加强烈了，因为我非常希望换个环境。毕竟十多年来，我一直是爸妈照顾着。他们非常辛苦，但我渴望独立，又没有让我独立做决定的机会。
爸妈还是开明的。当我再次把想出国的想法告诉他们时，正好我表弟也打算出国，他们发现有个亲戚能相互照应，就放心地答应了。
我非常感谢爸妈，在治疗期，他们对我严厉。但在我提出自己的想法：出国、后来在各国之间转学、创业，他们都没反对，始终尊重我的想法，给我最大的包容，还鼓励我说：“如果你想做你就去做”。
他们身上坚韧的个性塑造了我，让我后来在国外的生活和学习能顺利度过。
在长达18年的康复治疗路上，他们一直默默地坚持，让我学会了要想做成功一件事，必须付出的代价比原本想象的要多得多。
（英国白金汉大学一偶）
初三，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准备出国的材料，办理出国手续，整个过程比普通人艰难得多。
初中毕业后，我在海珠商职中选了商务英语专业，我凭借比较好的英语基础和刻苦学习。用一年时间通过了两次国家英语考级，打破校园记录，在全校技能大赛中获得英语口语项一等奖。
我还代表我们系发表了演讲，课余还辅导学姐的英语考试，这段经历为我留学树立了坚定的信心。
年，18岁，我出国了。康复治疗结束，我只能选择自理，我的人生也从此逆转。
出国时，虽有亲戚结伴同行，但爸妈还是有点担心，打算陪我三个月。但事实上，我没有什么特别不适应的，两个星期后他们就回国了。
（年广州江南外国语学校励志演讲）
刚到加拿大，我发现身边的朋友和老师都挺好的，我也能很快适应。
加拿大的高中，每个班级人数很少，一个班只有五六个学生，最大的班级也是十五个人左右。这样每位学生获得老师的
